一些需要被嚴肅對待的事情

Apr 18, 2021

發個牢騷，完全針對Das Kino波電影（和呱吉）。

問題從來就不是什麼東西可以拍，或是什麼東西不能拍。

我的立場就是所有素材都是合適的，包括那些最暴力、最色情、最背德、最下流的。

但我同時也認為有些東西是不可以用某些方法去拍的。

死亡就是那些東西，那些真正嚴肅的電影無可避免會觸碰到，然而同時也處理得好的題材。

至少對我來說死亡這件事情是莊嚴的，或者說（我認為）電影工作者有著不使其輕浮、不使其庸俗、不使其工具化的義務。

我因此接受Emir Kusturica在《地下社會》中（Underground, 1995），他如何呈現Marko和Natalija的死亡的方法：[1]

在熊熊燃燒的輪椅上相擁而亡，無止盡地在十字架前兜圈。

而在這之前，Marko曾像個罪人一樣承受他的弟弟Ivan含淚的杖擊。

鏡頭在Blacky的眼睛從護照上抬起時就一路向後退，退得遠遠的，這是導演的寬容和仁慈，它將空間讓了出來，不只讓位給了Goran Bregovic的〈War〉[2]中悲傷的第一詩節，也讓位給了Marko的兄弟，Petar “Blacky” Popara：

Hej stani , stani, Ibar vodo（停下吧，停下吧，伊巴爾河）
Hej kuda zuris tako （要去何處讓你如此匆忙）
hej i ja imam jade svoje （我也有我的悲傷）
ni meni nije lako（而這對我來說並不容易）

也因此在Blacky找到他時，當他一邊哀鳴著：

「Marko，我的兄弟。Natalija，我的摯愛。」

一邊蹣跚的想要跟上繞行的輪椅，甚至脫下外套無濟於事的企圖撲滅火焰，並不顯得可笑。

這是處理死亡的方法。

甚至無關乎演員的表現，僅僅只是一種鏡頭訴說的沈穩和成熟的心態。即使Blacky表現的再笨拙、再滑稽，都不會使他成為迪士尼卡通中，那些跑出懸崖兩三步才意識到應該要往下掉的角色。

而最好的反面例子就是Logan Paul在青木原樹海拍攝自殺者的遺體（Logan Paul的舉止並不輕浮，而他也下了沈重的背景音樂，所以是為什麼？）。[3]

其實還有很多，但沒有比這個例子更直觀的了。我們明明就清楚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可以被不謹慎對待的，為什麼視而不見？

讓我們試想Emir Kusturica在那場戲中突發奇想，決定要讓攝影機在退到定點後抽搐般的在Marko和Natalija燃燒的屍身上來個光學變焦，或許再加上一點散景，難道需要到這種程度嗎？

那些起手就先「這樣不就什麼都不能拍」的人（呱吉啦）實際上是在混淆焦點，因為重點一直都不是什麼可以處理，而是如何處理什麼。所有的辯駁、論述的競標也應該在這個共識上進行。

他們實際上退了一大步，做法有兩種，第一種是將討論簡單化約為「可不可以拍」，而他們因此站在了那個開放的制高點。第二種則是將反對者扣上「學院派」的帽子，而他們認為「商業電影」有不承受這些批評的特權。

他們為商業電影圈出了一片自留地、一片生態保育區，在這個領域內的一切盡是文化批評不可侵犯之物，在這片領域內的一切正在為台灣電影努力地生產他們的貢獻（票房），讓這片生態保育區繼續成長茁壯。

而我稱這片領域為「鑽石塔」，它用史上最堅固的意識形態所打造，一個任何待過人文學科領域的學子都曾深受其害的，因此也應該積極對抗的「商業化的正當性」或是「商業化的正義」（不是賺到錢就是好的，不是賺到了錢就可以不受批評，也不是什麼都必須要賺到錢，但也不是賺錢就不好，還需要再更杜鵑花節嗎？）。

他們用它來對抗一切會使其受傷的批評，好像只要它（電影）先長大了，那不管長成什麼樣子都好，反正有錢就會快樂了，但事情才不是這樣。

還有很多事情是必須要跟死亡一樣被嚴肅對待的，或許讓我們用一種最不「學院」也最不「象牙塔」的方式來復述這段宣言：

「我們永遠與同性戀者、吸毒者、變性者、精神分裂者、殘障者、智障者、發黴的麵包、有皮膚病的狗、挨媽媽打拿不到零用錢的小孩、工人、農人、窮人、64歲還看不到少年快報的老人、戀糞者、戀吻者等社會底層的弱勢站在同一處默默凝聚。」[4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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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Marko和Natalija的死亡：

[2]Goran Bregovic — War：

[3]自行斟酌：

[4]濁水溪公社，〈20週年宣言〉，2015

Das Kino波電影的貼文：

Written by SADisticTiger